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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确实可以部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

时间:2019-05-23 11:31 作者:admin 点击:

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,按照WTO的规定,有一段缓冲期。“最惠国待遇”原则只要求中国对成员国实施同等最优惠的关税,但并不要求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设定关税税率。比如,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汽车征收15%的关税,也必须对欧盟出口的汽车征收15%的关税,但是相对于美国的汽车关税来说,中国的关税水平仍然较高。所以,一方面,美国和欧盟不再承认中国的“发展中国家”地位,另一方面也在寻求WTO的更新方案,因为自1995年问世以来,WTO的规则体系没有与时俱进,它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失衡的一大制度性根源。
那么,规则修改后,贸易失衡就可以解决吗?笔者持相对悲观态度,因为贸易失衡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内部失衡的镜像,这与各个国家国内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相应的政策有关,WTO的原则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效力,也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,不是硬约束,所以只能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,无法基于多边规则体系对各国内政形成强有力的约束。
基于产业迁移看贸易失衡的原因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:起飞阶段,黄金发展阶段和被追赶阶段,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结构变化和由此引起的劳动力成本的变化。人口结构包括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,一般而言,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老龄化的拐点,所以常常以前者作为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点,因为它往往是劳动力工资上升的转折点;第二与第三阶段的转折点主要是由产业转移造成的,例如,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,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了中国,同时,随着日本、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,美国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。所以,一方面,随着产业链外迁,美国反而需要增加进口,另一方面,随着国内产品竞争力的下降,产品出口规模必将受限,从而引起贸易收支的恶化。
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,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,但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来说,仍然相对于美国有优势。只要生产的综合成本仍然较低,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在短期内仍将存在。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自然会降低中国商品的吸引力,但这只会边际上改善逆差的规模。美国加征关税会加速中国的产业链外迁,但从经济利益上考虑,回迁美国的概率仍然较小,大概率还是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亚洲国家,这只会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和印度的贸易逆差。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,对中国加征关税改变不了现状,但是,它确实可以部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。
最后,金融失衡。与贸易失衡一样,金融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产物。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而向全球提供的流动性,又通过发行政府债券,开发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引起流动性的回流,形成一个闭环。所以,贸易失衡的另一面就是金融失衡,具体表现为资本流动的失衡。然而,它还起到了强化贸易失衡的作用。
自1980年金融全球化进程加速之后,资本流动不再只是贸易失衡的衍生现象,随着宏观对冲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展,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生,欧洲美元市场不断膨胀,资本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进行配置。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也是一种“脱媒”,资本流动不再只是商品交换的衍生现象,这对各国稳定汇率的任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,因为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汇交易规模远超经常账户。截至2018年,与贸易相关的外汇交易只占到外汇总交易中的5%,而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汇交易占剩下的95%(Richard Koo,2018,p.236)。这使得原来由国际贸易主导的汇率波动的经济解释的有效性下降。在汇率平衡贸易收支的效力减弱的情况下,又由于金融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,比较优势显著的国家,如日本、“亚洲四小龙”和中国,保持了长期的贸易顺差,而对应的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长期的贸易逆差,且失衡的程度不断扩大。
所以,在“三元悖论”之后,法国学者Helene Rey又提出了“二元悖论”,认为资本流动具有较强的投机性,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,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,只要资本流动不受管制,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便难以保持独立。金融危机之后,大量学术研究开始反思金融全球化,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(2008)就提出了“全球储蓄过剩”理论,认为美元回流压低了美国的利率,催生了风险资产泡沫,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。但是,如图9所示,不只是美国,西方主要大国在1980年代之后都出现了利率下降的趋势,因为“全球储蓄过剩”的源头是美元流动性过剩,而这又与现有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失衡相关。